新农村建设从何处破题？

　　2、变传统的减人减机构为科学定位乡村组织职能。如果把县级政府的职能定位在“县域经济”之上，那么，乡村组织的职能实施对象应该是“乡村社会”。“经济”应该是“县域”的责任，“社会”应该是“乡村”的权力。在“乡村社会”的基层政权和乡村组织，如同“县域经济”里一个个具有各自利益主体的“股份公司”，而这个“股份公司”必须是“股份有限公司”。如果是“无限公司”就意味着无限的责任，需要无限的权力。而“有限公司”只能承担有限的责任，只需赋予有限的权力。比如只能在国家的法律法规的范围内活动，只能承担社会管理和社会服务的责任。因为包括乡镇政权在内的乡村组织本身就没有宏观调控经济的权能，只能是其中的一个“守夜人”。 基层政权和乡村组织今后的定位应该是：把自身作为国家向农村社会提供的公共产品，主要有三大职能：一是生存权利保障，主要是保障农村居民的生存权利，包括大病救治、弱势群体的扶助、人身安全等。二是政治权利保障，主要是保障农村居民的民主权利，如保障农民在村民自治中的民主权利。三是公共产品保障，主要是保障农村居民生产和生活的公共产品，如水、电、路、文化事业建设及科学技术的普及推广等。只有变传统的减人减机构为科学定位职能，才能避免“循环改革”，形成基层政权和乡村组织自我优化的长效机制。

　　3、新农村建设是农民自主的新农村建设。新农村建设的重要性众所周知，可建设新农村的责任却由政府在独立承担。正如毛泽东在抗日战争时期说过，抗日战争是政府的抗战还是全民的抗战？没有民众参与的抗战是不可能取得胜利的。当前的新农村建设，是农民自主的新农村建设，还是政府代农民作主的新农村的建设？同样，没有农民参与的新农村建设是不可能取得成功的。其中的关键是新农村建设究竟为了谁？如果是为了农民，就不能站在政府和城市的角度来建设新农村。因为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城市文明是不同质的文明，也就是不同质的文化，如果用工业文化、城市文化的价值尺度来衡量，肯定是格格不入。在全球化下，中国的城市工业文明、城市文明与美国和法国等国家的城市工业文明、城市文明没有两样。我们之所以是一个中国人，而不是一个美国人或法国人，是因为我们农村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区别。所以，我们必须在尊重农民，尊重农村的传统文化和生活习惯的基础上，发动广大农民积极参与，使新农村建设变成农民自身的需要，才能够事半功倍。否则，不仅会使新农村建设偏离正确的方向，而且实事做得再多，群众也不会满意。

　　4、构建农村社会主义政治生态系统。核心是如何建立农村发展的承担者和组织者，建立什么样的组织，如何建立这样的组织，怎样构建组织的运行机制。在构建农村社会主义政治生态系统的基础上，建立农村社会主义政治市场，优化权力资源配置，以此实现农村基层各群体利益的最大均衡化，在利益均衡中实现农村社会的和谐。政治生态系统包括基层党组织和农民合作组织等组织创新体系、以及价值观念和人与人之间相互关系等文化创新体系。在社会主义政治市场体系中，建立新型的社会主义政治原则，创新政府为人民服务职能的实现形式。例如：在创新农村基层党建的基础上创新农村政治制度，改传统的党委领导为党内新型的民主领导，改单纯的党委管干部为党委和党员共同管理干部，改政府代农民做主为发动农民自主，以党内民主推进农村基层民主建设。

　　5、没有民主就没有现代化。胡锦涛主席在美国耶鲁大学演讲后，针对有关中国民主政治的问题，坦诚地提出了“没有民主就没有现代化”的判断。而作为执政党，没有党内民主，就没有执政党的自身现代化，也就没有执政能力的现代化。要推进农村基层民主政治，民主必须首先在党内进行。因为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主导地位，决定要由党来领导民主。一个执政党在党内都没有民主的习惯，怎么可能真正交给民众的民主权利？只有首先在党内民主，才有可能实现权力对权力的党内制约。如果在党内都无法实现对权力的制约，民主就只能是纸上谈兵，人民当家作主就只能是一句空话。我们要构建农村和谐社会，建设新农村，如果没有基层党组织的和谐，怎么可能会有和谐的社会？和谐不是和平，不是只有一个声音。在中国文化中，“和”，就是在一个环境里，不同的事物能够共生共长，那么，在一个组织内部，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观点都能够得到表达，各种利益能够交汇。“谐”，这种声音能够使对方接受认同，否则就自动调整；那么，在一个组织内部，每一个成员都能够畅所欲言。

　　三、在大视野里运用方法。

　　1、变设计制度主观创新为社会实践的自觉创新。由于发展不平衡，城乡悬殊很大，贫富悬殊很大，中西部与沿海发达地区悬殊很大，地理环境和资源、文化悬殊很大；而幅员辽阔，农村的很多问题呈现差异性状态。一旦遇到具体问题时，同一个问题在不同的地方会得出不同甚至的结论截然相反，同一个问题在同一个地方的不同时间会得出的不同结论甚至截然相反。这就不仅要求把政策与本地的实际相结合以把握重点、做到抢抓机遇有的放矢，而且要求对不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在上级政策又不可能及时出台的情况下、迅速应变敢为天下先。对于中央来说，一是很难以及时掌握全国各地的新情况新问题，从而容易造成决策滞后，使矛盾不能解决在萌芽状态，往往政策出台了，情况又发生了新的变化，执行政策又造成了新的问题。二是很难以准确判断各个方面传递上来的信息，即使能够及时集中信息，由于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已经深刻地影响到社会的各个领域，加上各自的主观选择和利益导向，集中上来的信息容易误导决策。三是很难以对各不相同的情况作出统一的决策。因此，对基层政权和基层组织的管理，只能是法律、政策等普遍原则管理，每一个基层政权和组织都应该具有各自的鲜明个性和相对独立性。基层政权和组织必须拥有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自治权），才可能具有天经地义的责任。如果上级组织为了自身的利益，任意地扩张自己的权利和转移自己的责任，无条件地要求下级牺牲自己的利益，那么，上行就必然下效，最终会把这种牺牲转移到老百姓和一般干部的头上，将危及我们党在这个地方的执政地位。

　　2、推进党的基层民主来启动党的预警机制。我们农村基层的党建，不应该处于守势，基层党组织不应该当守备部队，而应该是攻势，应该是改革创新的攻坚部队。这样庞大的组织系统，当基层党组织不能有效管理党员的时候，中央是不可能管理到位的。基层党组织管理的动力和源泉应该是民主集中制，用竞争机制来推进党的基层组织进行更新换代。可以说，启动基层组织的民主建设，就是启动党的预警机制。只有通过推进基层党组织的民主，来发现党在民众中的问题，便于及时调整党的政策，从而使党在民众中的根能够扎得更深更稳更牢，预防党的执政风险。

　　3、变农民缺位的政府主导改革为政府主导和农民主体相结合的契约改革。在这个政治市场中，基层政权和乡村组织作为一个公共产品而存在。市场的主体是乡村官员、乡村人民代表、乡村公民、国家司法机关。买方是乡村公民；卖方是乡村官员、乡村人民代表；公证机关是国家司法机关。由于每一方都在追求利益的最大化，主要依靠利益的选择，使供需双方进行互动。买方的乡村公民根据自己的需要，可以决定卖方的乡村官员和乡村人民代表的“品种类别”；卖方的乡村官员和乡村人民代表依靠施政纲领也可以创造开发市场。不同的乡村民众就有不同的基层政权和乡村组织，各种不同的基层政权和乡村组织符合不同口味的乡村民众。其中的关键是，基层党组织不仅要带领全体党员投身于竞选，而且要团结乡村人民代表中的党员成员使决策能够充分反映民众的要求，还要带领全体党员发动群众对基层政权和乡村组织进行的全方位监督；从而使农村基层党组织从日常的行政事务中摆脱出来，真正实现“党的核心作用”和“决策领导”；也从而更好地在最基层代表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