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鲁晓夫与毛泽东地性格冲突与中苏大论战
- 学生时代
- 2009-06-02 18:28:54
本主义国家的实际有较多的了解；毛泽东不喜欢外交场合的各种繁文缛节，而赫鲁晓夫则更愿意亲自披挂上阵，在前台尽情表演；赫鲁晓夫做事比较莽撞，常常是捅了娄子之后再想办法补救，毛泽东则“不打无准备之仗”，总是在深思熟虑之后再付诸行动；赫鲁晓夫深受大俄罗斯文化传统的 影响 ，又直接从斯大林那里继承了大党主义和大国主义意识，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具有天然的优越感与“为首”心态，而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富于领袖群伦气质并且极具挑战精神的毛泽东对赫鲁晓夫等苏共领导人的这种盟主心理存在着本能的反感与排斥。
与赫鲁晓夫一样，毛泽东的鲜明个性对中苏关系的 发展 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毛泽东说过，“在我身上有些虎气，是为主，也有些猴气，是为次”。（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中央 文献 出版社1998年版第72页。）按照长期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林克的说法，这里所说的“虎气”，“就是原则性”，“只要他认定是正确的目标，就执着追求，至死不悔”。而所谓的“猴气”，“包含着不满现状，要求变革；不守成规，喜欢变动；独立思考，不愿盲从；不讲排场，不摆架子，而且洒脱不羁。总之，就是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敢想、敢说、敢干”。（注：林克《我所知道的毛泽东》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31、32页。） 历史 地看，无论是“虎气”还是“猴气”，都在与赫鲁晓夫的冲突中发生了作用。就原则性而言，毛泽东一贯重视路线、方针及重大 理论 和重大原则问题。凡是他认为正确的，总是坚持不渝，绝不动摇。这是他一生的信条。还在青年 时代 ，他就说过：“吾人惟有主义之争，而无私人之争，主义之争，出于不得不争，所争者主义，非私人也。私人之争，世间多有，则大概是可以相让的。”（注：《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9页。）毛泽东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在此后激烈的党内斗争中，他始终旗帜鲜明、态度坚定。建国后，他也曾多次谈到：对路线问题、原则问题我是抓住不放的。重大原则问题，我是不让步的。（注：林克《我所知道的毛泽东》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34页。）当他认定赫鲁晓夫的思想观点和路线方针存在问题时，便毫不退让，坚持要对它进行修正。而当赫鲁晓夫同样不肯让步时，正如1957年的莫斯科会议所表明的那样，毛泽东的高度灵活性，至多也只是表现为出于顾全大局的考虑，原则同意双方的妥协方案，但同时要以备忘录的形式阐明自己的立场。赫鲁晓夫对此是不满意的。他认为，中国人对他是先支持而后反悔。而毛泽东则认为，中国人在莫斯科会议上委曲求全已经给足了赫鲁晓夫面子，而后者却仍然要得寸进尺。赫鲁晓夫的态度激起了毛泽东的挑战与反抗精神，他坚决要与赫鲁晓夫斗争到底，并坚信自己一定会取得胜利，因为他认定真理在自己一边。毛泽东认为，赫鲁晓夫这个人非被逼到墙角是不会认输的，因此，该碰的地方就得碰碰他。（注：吴冷西《十年论战》（上）第406页；李越然《中苏外交亲历记》第185页。）在毛泽东眼里，赫鲁晓夫看起来是个庞然大物，但是可以顶，银样蜡枪头，一顶就顶回去了。所以在原则问题上，我们不能让步，一定要顶，而且是可以顶回去的。（注：吴冷西《十年论战》（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108页。）在与赫鲁晓夫的争论中，毛泽东充分展示了他的个性。葛罗米柯在回忆1959年赫鲁晓夫的中国之行时曾经非常形象地记下了毛泽东留给他的印象：“毛泽东尊重能够在讨论问题中同他争论的交谈者。但是，当谈到尖锐的政治问题时，他便会换上另一种面孔。毛顿时判若两人。我在北京亲眼看见，在整个宴会上，他一直同自己的主宾——赫鲁晓夫并排坐着，却没有说上10句客套话。我的努力和中国部长陈毅所作的某种努力都没有打破这种局面。”（注：［苏］安·安·葛罗米柯《回首往事》（下）新华出版社1989年版第685页。）赫鲁晓夫与中国领导人之间爆发的激烈争吵及其在中国所受到的怠慢进一步增强了他对中国人的恶感。结果，赫鲁晓夫没能达到说服毛泽东的目的，毛泽东也没能让赫鲁晓夫做出让步。费德林在回忆赫鲁晓夫1958年的北京之行时也说过：“令人痛心的是，赫鲁晓夫的北京之行不仅没有消除苏中之间已经形成的裂痕，相反，从那时起标志着两国关系更加紧张，分歧进一步扩大。当年曾经芬芳扑鼻盛开友谊之花的两国人民友好同盟，顷刻间变成镜中花，水中月”。（注：［俄］尼·费德林《我所接触的中苏领导人》新华出版社1995年版第143页。）事实上，赫鲁晓夫1958和1959年的两次匆匆访华正是两人性格发生最激烈和最直接碰撞的时候。此后，两人虽然都曾恶语相加，但至死再未谋面。毛泽东与赫鲁晓夫的私人友谊结束了，中苏两党的蜜月时期也结束了。毛泽东时刻追求变革的冲动以及他那敢为天下先的挑战气质，是他所谓自己性格中“猴气”的一面。他不怕鬼、不信邪、不愿墨守成规而又充满自信。斯大林问题的暴露，更加坚定了他以苏为鉴走出一条中国式 社会 主义建设道路的决心。这是毛泽东特立独行性格的表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是毛泽东革命经验的 总结 ，也被他认定为是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但独立探索本身也是对苏联盟主地位的冲击，这必然会引起赫鲁晓夫等苏共领导人的不安与不满。而当赫鲁晓夫对毛泽东的探索发表不同看法时，毛泽东则认为“人民公社、大跃进、百花齐放，这是中国式的香肠，我们不准备向外国推销”。（注：吴冷西《十年论战》（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350页。）也就是说，这些探索都属于中国的内政，赫鲁晓夫们无权对此说三道四。赫鲁晓夫对中国脱离苏联模式的戒心与毛泽东对赫鲁晓夫对中国指手画脚的不满无形中都加剧了双方的隔膜与敌意。此外，就马列主义理论修养而言，毛泽东认为，赫鲁晓夫不大懂马列主义，比较浮浅，不大懂阶级 分析 的 方法 ，有点像新闻记者，随风转，容易变。（注：吴冷西《十年论战》（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233页。）这也是他从骨子里看轻赫鲁晓夫的重要心理因素。这样，毛泽东总是想帮助赫鲁晓夫改正错误、校正路线。而其立论的前提恰恰是：赫鲁晓夫是错误的，他如果不改正，几年之后，将完全破产。（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8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601页。）这样，结果只能是：毛泽东对赫鲁晓夫“改正自己的
与赫鲁晓夫一样，毛泽东的鲜明个性对中苏关系的 发展 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毛泽东说过，“在我身上有些虎气，是为主，也有些猴气，是为次”。（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中央 文献 出版社1998年版第72页。）按照长期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林克的说法，这里所说的“虎气”，“就是原则性”，“只要他认定是正确的目标，就执着追求，至死不悔”。而所谓的“猴气”，“包含着不满现状，要求变革；不守成规，喜欢变动；独立思考，不愿盲从；不讲排场，不摆架子，而且洒脱不羁。总之，就是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敢想、敢说、敢干”。（注：林克《我所知道的毛泽东》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31、32页。） 历史 地看，无论是“虎气”还是“猴气”，都在与赫鲁晓夫的冲突中发生了作用。就原则性而言，毛泽东一贯重视路线、方针及重大 理论 和重大原则问题。凡是他认为正确的，总是坚持不渝，绝不动摇。这是他一生的信条。还在青年 时代 ，他就说过：“吾人惟有主义之争，而无私人之争，主义之争，出于不得不争，所争者主义，非私人也。私人之争，世间多有，则大概是可以相让的。”（注：《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9页。）毛泽东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在此后激烈的党内斗争中，他始终旗帜鲜明、态度坚定。建国后，他也曾多次谈到：对路线问题、原则问题我是抓住不放的。重大原则问题，我是不让步的。（注：林克《我所知道的毛泽东》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34页。）当他认定赫鲁晓夫的思想观点和路线方针存在问题时，便毫不退让，坚持要对它进行修正。而当赫鲁晓夫同样不肯让步时，正如1957年的莫斯科会议所表明的那样，毛泽东的高度灵活性，至多也只是表现为出于顾全大局的考虑，原则同意双方的妥协方案，但同时要以备忘录的形式阐明自己的立场。赫鲁晓夫对此是不满意的。他认为，中国人对他是先支持而后反悔。而毛泽东则认为，中国人在莫斯科会议上委曲求全已经给足了赫鲁晓夫面子，而后者却仍然要得寸进尺。赫鲁晓夫的态度激起了毛泽东的挑战与反抗精神，他坚决要与赫鲁晓夫斗争到底，并坚信自己一定会取得胜利，因为他认定真理在自己一边。毛泽东认为，赫鲁晓夫这个人非被逼到墙角是不会认输的，因此，该碰的地方就得碰碰他。（注：吴冷西《十年论战》（上）第406页；李越然《中苏外交亲历记》第185页。）在毛泽东眼里，赫鲁晓夫看起来是个庞然大物，但是可以顶，银样蜡枪头，一顶就顶回去了。所以在原则问题上，我们不能让步，一定要顶，而且是可以顶回去的。（注：吴冷西《十年论战》（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108页。）在与赫鲁晓夫的争论中，毛泽东充分展示了他的个性。葛罗米柯在回忆1959年赫鲁晓夫的中国之行时曾经非常形象地记下了毛泽东留给他的印象：“毛泽东尊重能够在讨论问题中同他争论的交谈者。但是，当谈到尖锐的政治问题时，他便会换上另一种面孔。毛顿时判若两人。我在北京亲眼看见，在整个宴会上，他一直同自己的主宾——赫鲁晓夫并排坐着，却没有说上10句客套话。我的努力和中国部长陈毅所作的某种努力都没有打破这种局面。”（注：［苏］安·安·葛罗米柯《回首往事》（下）新华出版社1989年版第685页。）赫鲁晓夫与中国领导人之间爆发的激烈争吵及其在中国所受到的怠慢进一步增强了他对中国人的恶感。结果，赫鲁晓夫没能达到说服毛泽东的目的，毛泽东也没能让赫鲁晓夫做出让步。费德林在回忆赫鲁晓夫1958年的北京之行时也说过：“令人痛心的是，赫鲁晓夫的北京之行不仅没有消除苏中之间已经形成的裂痕，相反，从那时起标志着两国关系更加紧张，分歧进一步扩大。当年曾经芬芳扑鼻盛开友谊之花的两国人民友好同盟，顷刻间变成镜中花，水中月”。（注：［俄］尼·费德林《我所接触的中苏领导人》新华出版社1995年版第143页。）事实上，赫鲁晓夫1958和1959年的两次匆匆访华正是两人性格发生最激烈和最直接碰撞的时候。此后，两人虽然都曾恶语相加，但至死再未谋面。毛泽东与赫鲁晓夫的私人友谊结束了，中苏两党的蜜月时期也结束了。毛泽东时刻追求变革的冲动以及他那敢为天下先的挑战气质，是他所谓自己性格中“猴气”的一面。他不怕鬼、不信邪、不愿墨守成规而又充满自信。斯大林问题的暴露，更加坚定了他以苏为鉴走出一条中国式 社会 主义建设道路的决心。这是毛泽东特立独行性格的表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是毛泽东革命经验的 总结 ，也被他认定为是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但独立探索本身也是对苏联盟主地位的冲击，这必然会引起赫鲁晓夫等苏共领导人的不安与不满。而当赫鲁晓夫对毛泽东的探索发表不同看法时，毛泽东则认为“人民公社、大跃进、百花齐放，这是中国式的香肠，我们不准备向外国推销”。（注：吴冷西《十年论战》（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350页。）也就是说，这些探索都属于中国的内政，赫鲁晓夫们无权对此说三道四。赫鲁晓夫对中国脱离苏联模式的戒心与毛泽东对赫鲁晓夫对中国指手画脚的不满无形中都加剧了双方的隔膜与敌意。此外，就马列主义理论修养而言，毛泽东认为，赫鲁晓夫不大懂马列主义，比较浮浅，不大懂阶级 分析 的 方法 ，有点像新闻记者，随风转，容易变。（注：吴冷西《十年论战》（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233页。）这也是他从骨子里看轻赫鲁晓夫的重要心理因素。这样，毛泽东总是想帮助赫鲁晓夫改正错误、校正路线。而其立论的前提恰恰是：赫鲁晓夫是错误的，他如果不改正，几年之后，将完全破产。（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8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601页。）这样，结果只能是：毛泽东对赫鲁晓夫“改正自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