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关键词：普遍伦理；道德；道德信仰
　　论文摘要：信仰的终极性决定了道德信仰的对象应当具有可普遍化的规范或价值。普遍伦理的诉求是重建道德信仰的前提，它既是经济和文化全球化时代发展的客观要求，又是对市场经济难以避免的道德相对主义的积极回应。求异避同的传统单向思维是质疑普遍伦理的方法论症结。
　　
　　由于道德信仰的对象对于任何一个信仰者来说都具有终极性的意义，因而，信仰客体一定是具有客观普遍性而非主观殊异性的价值，也就是说，道德信仰要以普世性的伦理精神为其基础。一个不具有普遍价值从而不被大多数人所认同的、进而不具有权威性的道德难以成为主体信仰的对象。因此，普遍伦理是否可能、如何可能？这便成为研究道德信仰之源所必须解决的一个重要理论问题。
　　
　　一、 关于对普遍伦理质疑的回答
　　
　　对“普遍伦理是否可能”的肯定性回答，是道德信仰赖以确立的基本规范前提，因为信仰本身就是对共同体的普遍性终极价值目标的坚定信念，没有共同的价值目标就无信仰可言。一个绝对相对性的、绝对个性化的价值目标不具有升华为信仰的条件和魅力。所以，道德有无公度性、在何种程度上具有可公度性以及可公度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在文化冲突日益尖锐和全球性的道德信仰危机日渐深重的今天，这些问题便成为应当引起学界广泛注意和深入探讨的基础性的大问题。
　　普遍伦理，又称“普世伦理”、“全球伦理”或“世界伦理”。相信人类有共同的价值，并希望建立普遍伦理一直是人类最美好的愿望和合理的价值信念，但前人大多从神意或天理或其它预设中找寻其根据，使其更多地流于“道德乌托邦”，康德是第一个为普遍伦理赋予了普遍化的理性形式的人。如果说在传统社会里，关注普遍伦理还只是少数哲人的“远虑”的话，那么，进入现代社会以后，诉求普遍伦理便是现代人类普遍的“近忧”了，当今，寻求普遍伦理似乎已成为世界性和革命性的伦理潮流。
　　1993年8月28日世界宗教组织在芝加哥召开了由“几乎来自每一种宗教”的6500人参加的世界宗教大会，在会上制定了不仅在宗教史上而且在人类历史上第一份《走向全球伦理宣言》。它宣布：“我们确认，在各种宗教之间已经有一种共同之处，它可以成为一种全球伦理的基础——这是关于一些有约束力的价值观、不可或缺的标准以及根本的道德态度的一种最低限度的基本共识。”^［1］89大会提出的基本道德共识是：“一、没有新的全球伦理，便没有新的全球秩序”；“基本要求：每一个人都应该得到人道的对待”；“三、四项不可取消的规则”，即“坚持一种非暴力与尊重生命的文化”，“坚持一种团结的文化和一种公正的经济秩序”，“坚持一种宽容的文化和一种诚信的生活”，“坚持一种男女之间的权利平等与伙伴关系的文化”。1997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开始启动“普遍伦理”研究项目，并在上世纪末的短短几年里召开了三次关于“普遍伦理”问题的国际研讨会。宗教伦理是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民族的主要伦理道德形态，宗教道德维系着他们基本的伦理生活秩序。因此，宗教界关于普世伦理的呼声就不只代表了宗教界本身，而是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全人类共同的道德诉求。可见，“普世伦理”日益成为当代全人类关注的热点和重点伦理问题。孔汉斯的上述理解是对普遍伦理含义的最初概括。不过，万俊人教授的诠释较为深刻，他认为，普遍伦理包括三层意思：首先，它是建立在社会公共理性基础上的普遍伦理；其次，它所承诺或关注的主要是日常社会生活世界的最基本的俗世伦理问题，即底线性的伦理共识；再次，它是跨文化跨地缘的人们在一定条件下共同认可的可公度性伦理^［2］19。简言之，“普遍伦理”是一种以人类公共理性为基础，以人类基本道德生活、特别是关乎人类基本生存和发展的现实道德问题为主题的整合性的伦理理念。普遍伦理具有共同性、基础性和恒常性等特点。
　　当然，道德信仰的普世规则基础并不苛求纯粹的和完全意义上的全人类性，这里的“普世性”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它在规范的数量上，在规范的适用范围以及共性价值标准的认同程度上都具有一定的相对性，特别是后二者具有较明显的相对意义。只要在相当群体（如相同的职业群体、同一民族乃至更小一点的城市或社区等）中有底线道德和最基准的价值这一伦理同心圆，就有了形成共同道德信仰的规范基础。任何普遍伦理价值都同样是有限与无限、绝对与相对的辩证统一，人们并不奢望最终找寻到一个绝对而永恒的普遍价值，而是力求寻找更大范围的价值共识和规范共信。
　　对寻求普遍伦理持怀疑乃至否定态度的人不在少数。他们主要是基于如下理由或困难，一是从国际冲突看，全球性的区域经济失衡导致南北差距或发达国家与欠发达国家的矛盾日益突出，经济的强势势必导致道德文化的霸权，现在的一些被强行张扬的国际道德标准其实不过是披着美丽道德外衣的少数强国出于一己之私的民族利己主义的霸权道德或双重道德标准。二是从社会制度矛盾看，社会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异成为阻碍普遍伦理建立的直接制度原因，道德属于意识形态，具有强烈的政治制度的色彩，政治信仰的对峙必然使道德信仰趋同的希望变得渺茫。三是从民族文化差异性看，各民族原有的传统文化信仰具有多元性和不可整合性，这是制约普遍伦理形成的直接文化情感因素。亨廷顿甚至预言在未来世界里，民族文化的矛盾将成为世界冲突的根本原因。
　　应当说，上述这些理由不是没有一定道理的，且它们事实上构成了寻求普遍伦理的现实障碍。但仅看到这些又是非辩证的和不全面的。就第一个理由或困难而言，那种试图依靠民族经济强势来推行其民族价值观普世化的努力正在遭到人们普遍的拒斥。普遍伦理是各民族基于共同利益基础上，在承认各自道德传统生存权利的前提下，在相互交流、求同存异基础上积极融合的结果，而不可能是以经济实力或军事武力为后盾的“道德侵略”的结局。
　　就第二个理由或困难而言，如果过于强调制度上的对峙，就似乎存有冷战思维的遗迹，那种“敌人反对的我们就拥护，敌人拥护的我们就反对”的绝对对立思维方法只在极其特殊的情况下才有意义。我们承认，政治信仰制约着道德信仰，但它并不决定道德信仰。不同政治信仰的群体或个体可能会有相同的道德信仰，反之亦然。况且，就不同制度的现实关系而言，差异乃至对立中也不乏相互借鉴、彼此寻找共同点的积极努力。例如，现代一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之所以显现出平稳发展的态势，与其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国家的成功经验的借鉴不无关系；我国改革开放的成功同样得益于对当今资本主义社会有益经验的学习和失败教训的记取。社会制度上的存异求同、共生共荣是当今社会演进的基本态势。
　　就第三个理由或困难而言，民族的优秀道德作为民族文化的精华，是文化传统不断积淀的结晶，依据其表象看，似乎是唯有民族特殊性内容而无共通性东西。然而，任何一个民族的道德文化都存在着民族性与普世性或多样性与同一性的辩证矛盾，存在着进步与落后的分野。“对于民族个体和人类文明来说，多样性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因为个性、特色是一种文明、一种文化持存的理由，但对于文明的整体发展，对于文化沟通与对话来说，一致性、共同性又是必要的基础。”^［3］58人作为类存在物，必然会有其共有的价值基础和共同的价值取向，因为这是人成为“类”的精神前提。道德的民族差异性是道德固有的特性，可是，差异是在同一背景下才得以显示出来的，没有统一性便无所谓差异性，正如没有差异性也就无所谓统一性一样。任何民族的伦理都是普遍性和特殊性的有机统一。“不能用普遍性消解具体性，否则就会陷入伦理的抽象；也不能以具体性否定普遍性，否则就会消解伦理生活的客观基础。传统所创造和积淀的，不仅是同一民族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时间之流中的普遍性，也积累和沉淀着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之间的普遍性。正是这种积累，使古—今、中—西文化之间的对话、交流、沟通、融合成为可能，造就出时间之流和空间之维中文化的多样性与一致性。”^［3］62我们对各种不同道德价值的辨识、评价与认可之所以可能，正是以普遍性价值共识为前提的，否则就无以显现不同道德的特殊性。
　　有些学者还从价值本性角度分析了普遍价值信仰确立的难以逾越的障碍。因为在他们看来，价值并不是客观的对象存在或客观对象的固有属性，而是主客体发生关系时客体对主体所产生的效用，因此，“因人（主体）而易”这一主体化特征是价值的本质属性，主体本身的多样化意味着价值标准、价值观念也必然是多元的。不同的人具有共同的价值客体即“共享客体”并不一定意味着有共同价值——因为客体不等于价值，且见智见仁各不同；共同的价值标准或价值标准的单一化反而会成为主体矛盾的起因——争夺同一个资源。共同价值只能被理解为不同主体可以在同一系列的行为中各自获得需要的满足、主体之间通过多元互补或动态延续而一致起来的价值结果。^［4］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