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社会科学”概念地中国语境(0)-中国哲学
- 学生时代
- 2009-05-23 16:10:01
哲学并由哲学来领导的，社会科学的发展受到哲学的引导和控制。当然，50年代的哲学是特指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实际上是教条化僵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
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第二任院长的经济学家马洪对为什么叫做“哲学社会科学”也作了一点说明。马洪说：
“因为哲学是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综合科学，所以我们叫‘哲学社会科学’。”[25]
马洪的表述也是典型的前苏联的科学管理观念。照马洪的说法，其实还应该有“哲学自然科学”的概念。马洪实际上点明了在50年代，在中国不管是社会科学还是自然科学都要受哲学的引导和改造，这种做法明显是受到了苏联的直接影响。1955年6月中国科学院成立哲学社会科学学部时并没有给“哲学社会科学”这个概念下一个定义，当时就是把“哲学社会科学”当作文科来看待的，但却不使用传统的“文科”[26]概念而使用“哲学社会科学”这个概念，这主要是受到了苏联的影响。1955年成立“哲学社会科学学部”时，在现在看来，当时实际上有五个可供选择的概念，即“文科学部”、“人文社会科学学部”、“社会科学学部”、“人文科学学部”、“哲学社会科学学部”，但在这五个概念中我们选择了一个受苏联影响的“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如同院士制与学部制的制度选择一样，概念选择不只是一个简单的语言问题，从概念选择中也可以看出建国后中国学术在走向体制化过程中没有很好地继承中国现代学术传统，反而受到了苏联的影响，把自己的现代学术传统遗忘了。
胡绳和马洪的解释只是一个字面上的解释，实际上“哲学社会科学”这个概念是从30年代苏联共产主义科学院的一个文件中移植过来的。黎澍说苏联理论界在30至50年代曾经为中国理论界所推崇，这是历史事实。“哲学社会科学”这一概念主要取自于30年代苏联共产主义科学院的一个文件，但作了一点变动。据曾任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的龚育之介绍说，在1930年，苏联共产主义科学院在一个《关于自然科学战线的决议》的文件中说：
“在哲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方面，对所有一切反马克思主义以及从而反对列宁主义的观点予以无情的批评，无论它们是怎样伪装起来的。”[27]
在1930年12月，红色教授学院的哲学和自然科学支部通过了一个决议，决议中说：“自然科学战线的状况同哲学战线的状况密切联系着。”[28]这实际上是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改造自然科学。而“共产主义科学院把马克思主义者在社会科学方面的任务同在自然科学方面的任务，看成是完全一样，没有任何区别的”。[29]其实苏联共产主义科学院这些论断在当时苏联国内也是有不同看法的，正因为共产主义科学院的主要缺点之一是脱离了苏联广大的科学界，过于封闭狭隘，过于强调哲学轻视科学，后来在1936年2月，共产主义科学院被并入苏联科学院。[30]丹尼尔?贝尔也注意到了苏联在30年代在学术领域中的冷战意识形态。贝尔说：“马克思没有说过自然科学是意识形态。不过，有些马克思主义者，尤其是在20世纪30年代的苏联马克思主义者，声称存在着‘资产阶级的科学’和‘无产阶级的科学’。因此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作为‘唯心主义的东西’而受到了攻击。”[31]苏联在30年代以来的一个学科政策就是实行教条化简单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对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绝对控制。当时世界分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阵营，在这种冷战历史情景中，苏联的这个政策不可避免地为建国后的中国所效仿。但在这个效仿过程中，哲学被政治化了。
对此，在1980年担任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胡乔木在一次会议上对我们长期以来的学术政策作了反思与自我批评。
胡乔木批评长期以来哲学书都是“照一个格式”[32]写出来的，这就是哲学的政治意识形态化的表现。由于“哲学社会科学”这个概念的政治意识形态性也使得这个概念具有强烈的政治性，同时作为管理机构的“哲学社会科学部”在1955年6月成立后也相应地展开了许多意识形态领域改造与批判的工作。如1955年夏季，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连续召开“座谈会”，对梁漱溟的反动哲学思想进行批判，当时哲学社会科学部主任是潘梓年。[33]正是因为这个概念的意识形态性强，所以龚育之在1997年的一篇文章中说自己有一个想不明白的地方就是“为什么自然科学十四条，文艺十条，高教六十条，都制定了，就是没有制定关于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条例，甚至都不记得有要制定这样条例的动议。大概是哲学社会科学同党的理论建设、理论斗争关系密切，情况复杂，很难把它当作一个业务部门的工作来制定条例吧”。[34]
另外有一个现象值得我们注意的是，1955年“哲学社会科学”这个概念产生后，虽然它具有学科性特征，但是自然科学学者与人文社会学者对这个新概念的接受程度是不同的。以竺可桢为代表的自然科学学者对于“哲学社会科学”这个概念仍然理解为传统学术界自身的“社会科学”概念，在内心深处并没有采用这个新概念。在1955年之后的竺可桢日记中见不到“哲学社会科学”这一概念，一直是用“社会科学”概念来代替“哲学社会科学”。因为在竺可桢看来，“哲学社会科学”其实就是原来学术界认可的“社会科学”。如1955年6月1日，科学院正式成立学部大会，竺可桢在当天的日记中说：“学部委员代表讲话，生物地学部秉农山，社会科学部陈援庵，数理化学部陈建功及技术科学部代表侯德榜讲了话。”[35]其实不是“社会科学部”，而是“哲学社会科学部”。而人文学者就接受了这个概念，并成为自觉的理论思维，如蔡尚思在一篇题为《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首先应当是革命者》一文中说：“哲学社会科学作为社会的上层建筑的一部分，是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经济基础
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第二任院长的经济学家马洪对为什么叫做“哲学社会科学”也作了一点说明。马洪说：
“因为哲学是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综合科学，所以我们叫‘哲学社会科学’。”[25]
马洪的表述也是典型的前苏联的科学管理观念。照马洪的说法，其实还应该有“哲学自然科学”的概念。马洪实际上点明了在50年代，在中国不管是社会科学还是自然科学都要受哲学的引导和改造，这种做法明显是受到了苏联的直接影响。1955年6月中国科学院成立哲学社会科学学部时并没有给“哲学社会科学”这个概念下一个定义，当时就是把“哲学社会科学”当作文科来看待的，但却不使用传统的“文科”[26]概念而使用“哲学社会科学”这个概念，这主要是受到了苏联的影响。1955年成立“哲学社会科学学部”时，在现在看来，当时实际上有五个可供选择的概念，即“文科学部”、“人文社会科学学部”、“社会科学学部”、“人文科学学部”、“哲学社会科学学部”，但在这五个概念中我们选择了一个受苏联影响的“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如同院士制与学部制的制度选择一样，概念选择不只是一个简单的语言问题，从概念选择中也可以看出建国后中国学术在走向体制化过程中没有很好地继承中国现代学术传统，反而受到了苏联的影响，把自己的现代学术传统遗忘了。
胡绳和马洪的解释只是一个字面上的解释，实际上“哲学社会科学”这个概念是从30年代苏联共产主义科学院的一个文件中移植过来的。黎澍说苏联理论界在30至50年代曾经为中国理论界所推崇，这是历史事实。“哲学社会科学”这一概念主要取自于30年代苏联共产主义科学院的一个文件，但作了一点变动。据曾任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的龚育之介绍说，在1930年，苏联共产主义科学院在一个《关于自然科学战线的决议》的文件中说：
“在哲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方面，对所有一切反马克思主义以及从而反对列宁主义的观点予以无情的批评，无论它们是怎样伪装起来的。”[27]
在1930年12月，红色教授学院的哲学和自然科学支部通过了一个决议，决议中说：“自然科学战线的状况同哲学战线的状况密切联系着。”[28]这实际上是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改造自然科学。而“共产主义科学院把马克思主义者在社会科学方面的任务同在自然科学方面的任务，看成是完全一样，没有任何区别的”。[29]其实苏联共产主义科学院这些论断在当时苏联国内也是有不同看法的，正因为共产主义科学院的主要缺点之一是脱离了苏联广大的科学界，过于封闭狭隘，过于强调哲学轻视科学，后来在1936年2月，共产主义科学院被并入苏联科学院。[30]丹尼尔?贝尔也注意到了苏联在30年代在学术领域中的冷战意识形态。贝尔说：“马克思没有说过自然科学是意识形态。不过，有些马克思主义者，尤其是在20世纪30年代的苏联马克思主义者，声称存在着‘资产阶级的科学’和‘无产阶级的科学’。因此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作为‘唯心主义的东西’而受到了攻击。”[31]苏联在30年代以来的一个学科政策就是实行教条化简单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对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绝对控制。当时世界分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阵营，在这种冷战历史情景中，苏联的这个政策不可避免地为建国后的中国所效仿。但在这个效仿过程中，哲学被政治化了。
对此，在1980年担任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胡乔木在一次会议上对我们长期以来的学术政策作了反思与自我批评。
胡乔木批评长期以来哲学书都是“照一个格式”[32]写出来的，这就是哲学的政治意识形态化的表现。由于“哲学社会科学”这个概念的政治意识形态性也使得这个概念具有强烈的政治性，同时作为管理机构的“哲学社会科学部”在1955年6月成立后也相应地展开了许多意识形态领域改造与批判的工作。如1955年夏季，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连续召开“座谈会”，对梁漱溟的反动哲学思想进行批判，当时哲学社会科学部主任是潘梓年。[33]正是因为这个概念的意识形态性强，所以龚育之在1997年的一篇文章中说自己有一个想不明白的地方就是“为什么自然科学十四条，文艺十条，高教六十条，都制定了，就是没有制定关于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条例，甚至都不记得有要制定这样条例的动议。大概是哲学社会科学同党的理论建设、理论斗争关系密切，情况复杂，很难把它当作一个业务部门的工作来制定条例吧”。[34]
另外有一个现象值得我们注意的是，1955年“哲学社会科学”这个概念产生后，虽然它具有学科性特征，但是自然科学学者与人文社会学者对这个新概念的接受程度是不同的。以竺可桢为代表的自然科学学者对于“哲学社会科学”这个概念仍然理解为传统学术界自身的“社会科学”概念，在内心深处并没有采用这个新概念。在1955年之后的竺可桢日记中见不到“哲学社会科学”这一概念，一直是用“社会科学”概念来代替“哲学社会科学”。因为在竺可桢看来，“哲学社会科学”其实就是原来学术界认可的“社会科学”。如1955年6月1日，科学院正式成立学部大会，竺可桢在当天的日记中说：“学部委员代表讲话，生物地学部秉农山，社会科学部陈援庵，数理化学部陈建功及技术科学部代表侯德榜讲了话。”[35]其实不是“社会科学部”，而是“哲学社会科学部”。而人文学者就接受了这个概念，并成为自觉的理论思维，如蔡尚思在一篇题为《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首先应当是革命者》一文中说：“哲学社会科学作为社会的上层建筑的一部分，是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经济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