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社会科学”概念地中国语境(0)-中国哲学
- 学生时代
- 2009-05-23 16:10:01
服务的，是为革命的政治斗争服务的……要成为一个无产阶级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首先必须做一个无产阶级的革命者。”[36]而且在1955年前后，当时中国科学院内部对于“哲学社会科学”与“社会科学”这两个概念使用的主体是不一样的。
据谢泳的研究材料揭示，1953年7月21日，张稼夫在科学院第23次常务会议上的报告中，提出了建立学部的完整设想，当时的想法是：“成立学部，以改善学术领导工作，扩大学术领导机构。拟分为基础科学、技术科学、生物科学、社会科学四部。”[37]1953年7月张稼夫在报告中使用的概念是“社会科学部”而不是“哲学社会科学部”。而在1953年的3月，中国科学院访苏代表团已经考察过当时苏联的科学院体制，“社会科学部”在科学院的内部会议中是在1953年7月首次被提出，但是后来在提交中央时就发生了变化，即由“社会科学部”变成了“哲学社会科学部”，这相当于一种意识形态上的自我审查机制。据李真真研究揭示的材料，1953年11月19日，中国科学院党组向中央提交了一份报告，报告中就主张设立哲学社会科学学部。而1954年4月8日，科学院召开第一次学部主任会议，并宣告学术秘书秘成立，并设立了社会科学部。[38]由此可以看出科学院党组与学术共同体两者在概念使用上是不同的。中国科学院党组使用的是“哲学社会科学”，这是站在党的立场上，而科学院的学部主任会议与学术秘书处作为科学共同体并没有采用“哲学社会科学部”这个意识形态化的概念，而使用的是学术意义上的“社会科学部”。中国科学院在使用“社会社会部”还是“哲学社会科学部”上，存在着一些细微的差异，在不同场合下有交叉使用的情况存在。当然，1955年6月，科学院学部正式成立后，意识形态化的“哲学社会科学”概念就逐渐代替了学术共同体的“社会科学”概念。
其次，“哲学社会科学”这个概念也具有学科性特征，学科性是其第二重属性。苏联共产主义科学院在1930年的《关于自然科学战线的决议》的文件中说：“在哲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方面”，这是苏联共产主义科学院的学者在30年代的三类学科分类模式。后来，1944年，潘梓年在《学术自由的思想问题》一文中就明显沿用这一说法，文章说：“苏联的人民向来保有思想自由，学术自由等等的民主权利……学术思想的自由，不能只是指自然科学来讲，是要包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以至哲学等一切学术思想来说的……同样的自然科学，在有些先进国家就发展得迟慢以至于停滞，在苏联等民主国家就发展得非常之快。”[39]潘梓年盛赞苏联是民主国家，而且可以看出潘梓年对苏联的政策十分了解，所以行文中有明显的苏联词汇。30年代苏联共产主义科学院的这一学科分类模式在40年代被毛泽东采纳。1940年2月，陕甘宁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在延安成立，毛泽东在成立会上讲话说：“自然科学是要在社会科学的指导下去改造自然界，这里的‘社会科学’当然首先是指马克思主义。”[40]实际上在建国前已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三者联系在一起了，并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对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指导关系。建国后中国政府机关也一直沿用前苏联30年代的表述方式，如在1955年3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宣传唯物主义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指示》的文件，文件中说：“在自然科学方面，数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地学等领域中都有新的创见……同时，我们不应该忘记在哲学和社会科学方面所表现的飞跃的进展。”[41]再如当时任中宣部部长的陆定一在1956年5月26日作《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报告，报告中说：“在哲学和社会科学的领域里，阶级斗争也是比较明显的。胡适的哲学观点，历史学观点，教育学观点和政治观点，大家都批判过了。批判胡适，这是阶级斗争在社会科学领域里的反映。……在自然科学领域里，虽然自然科学本身没有阶级性，但自然科学工作者却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政治立场的。从前，在一部分自然科学家中间，有过盲目崇拜美国的思想。在一部分自然科学家中也有所谓“非政治化”的倾向。批判这些错误的东西也是完全应该的。”[42]这些学科表述方式与30年代苏联共产主义科学院的学科表述方式相同。俞伟超先生晚年在病床上回忆学科分类说：
“关于‘人文科学’，这个说法是最近变得突出起来的。过去在中国的学科分类中没有‘人文科学’的分法，过去我们称‘社会科学’，也就是科学体系中区别于自然科学的部分，都归作是‘社会科学’。这是根据苏联的科学分类而来的。这个词在苏联20世纪20年代才出现。”[43]
俞伟超先生的晚年回忆基本正确，但不太确切。“社会科学”这个概念在1871年的俄国，在由恩?弗列罗夫斯基撰写的《社会科学入门》一书中也已经出现了，[44]并不是在20世纪20年代才出现的。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苏联出现的是将“哲学”与“社会科学”并列的情况。
因此可以看出在前苏联的表述中“哲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三者之间既是并列的学科概念，但同时把“哲学”放在最前面，是实现哲学对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控制。到了中国以后，只是把“哲学”与“社会科学”合在一起讲了，也就是胡绳说的我们是“放在一起讲”的，而苏联是并列分开的，但实际上概念的分开还是并列并无实质的区别。这里的“哲学”用学术的视角来分析，实际上是“人文科学”的代名词。不用“人文科学”这一概念而使用“哲学”实际上完全背离了中国学术界自身的现代传统，完全受到了苏联的影响。一个完全依照学术逻辑的学科分类的表述方式一般是“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而不是“哲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这种“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三大学科分类模式
据谢泳的研究材料揭示，1953年7月21日，张稼夫在科学院第23次常务会议上的报告中，提出了建立学部的完整设想，当时的想法是：“成立学部，以改善学术领导工作，扩大学术领导机构。拟分为基础科学、技术科学、生物科学、社会科学四部。”[37]1953年7月张稼夫在报告中使用的概念是“社会科学部”而不是“哲学社会科学部”。而在1953年的3月，中国科学院访苏代表团已经考察过当时苏联的科学院体制，“社会科学部”在科学院的内部会议中是在1953年7月首次被提出，但是后来在提交中央时就发生了变化，即由“社会科学部”变成了“哲学社会科学部”，这相当于一种意识形态上的自我审查机制。据李真真研究揭示的材料，1953年11月19日，中国科学院党组向中央提交了一份报告，报告中就主张设立哲学社会科学学部。而1954年4月8日，科学院召开第一次学部主任会议，并宣告学术秘书秘成立，并设立了社会科学部。[38]由此可以看出科学院党组与学术共同体两者在概念使用上是不同的。中国科学院党组使用的是“哲学社会科学”，这是站在党的立场上，而科学院的学部主任会议与学术秘书处作为科学共同体并没有采用“哲学社会科学部”这个意识形态化的概念，而使用的是学术意义上的“社会科学部”。中国科学院在使用“社会社会部”还是“哲学社会科学部”上，存在着一些细微的差异，在不同场合下有交叉使用的情况存在。当然，1955年6月，科学院学部正式成立后，意识形态化的“哲学社会科学”概念就逐渐代替了学术共同体的“社会科学”概念。
其次，“哲学社会科学”这个概念也具有学科性特征，学科性是其第二重属性。苏联共产主义科学院在1930年的《关于自然科学战线的决议》的文件中说：“在哲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方面”，这是苏联共产主义科学院的学者在30年代的三类学科分类模式。后来，1944年，潘梓年在《学术自由的思想问题》一文中就明显沿用这一说法，文章说：“苏联的人民向来保有思想自由，学术自由等等的民主权利……学术思想的自由，不能只是指自然科学来讲，是要包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以至哲学等一切学术思想来说的……同样的自然科学，在有些先进国家就发展得迟慢以至于停滞，在苏联等民主国家就发展得非常之快。”[39]潘梓年盛赞苏联是民主国家，而且可以看出潘梓年对苏联的政策十分了解，所以行文中有明显的苏联词汇。30年代苏联共产主义科学院的这一学科分类模式在40年代被毛泽东采纳。1940年2月，陕甘宁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在延安成立，毛泽东在成立会上讲话说：“自然科学是要在社会科学的指导下去改造自然界，这里的‘社会科学’当然首先是指马克思主义。”[40]实际上在建国前已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三者联系在一起了，并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对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指导关系。建国后中国政府机关也一直沿用前苏联30年代的表述方式，如在1955年3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宣传唯物主义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指示》的文件，文件中说：“在自然科学方面，数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地学等领域中都有新的创见……同时，我们不应该忘记在哲学和社会科学方面所表现的飞跃的进展。”[41]再如当时任中宣部部长的陆定一在1956年5月26日作《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报告，报告中说：“在哲学和社会科学的领域里，阶级斗争也是比较明显的。胡适的哲学观点，历史学观点，教育学观点和政治观点，大家都批判过了。批判胡适，这是阶级斗争在社会科学领域里的反映。……在自然科学领域里，虽然自然科学本身没有阶级性，但自然科学工作者却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政治立场的。从前，在一部分自然科学家中间，有过盲目崇拜美国的思想。在一部分自然科学家中也有所谓“非政治化”的倾向。批判这些错误的东西也是完全应该的。”[42]这些学科表述方式与30年代苏联共产主义科学院的学科表述方式相同。俞伟超先生晚年在病床上回忆学科分类说：
“关于‘人文科学’，这个说法是最近变得突出起来的。过去在中国的学科分类中没有‘人文科学’的分法，过去我们称‘社会科学’，也就是科学体系中区别于自然科学的部分，都归作是‘社会科学’。这是根据苏联的科学分类而来的。这个词在苏联20世纪20年代才出现。”[43]
俞伟超先生的晚年回忆基本正确，但不太确切。“社会科学”这个概念在1871年的俄国，在由恩?弗列罗夫斯基撰写的《社会科学入门》一书中也已经出现了，[44]并不是在20世纪20年代才出现的。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苏联出现的是将“哲学”与“社会科学”并列的情况。
因此可以看出在前苏联的表述中“哲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三者之间既是并列的学科概念，但同时把“哲学”放在最前面，是实现哲学对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控制。到了中国以后，只是把“哲学”与“社会科学”合在一起讲了，也就是胡绳说的我们是“放在一起讲”的，而苏联是并列分开的，但实际上概念的分开还是并列并无实质的区别。这里的“哲学”用学术的视角来分析，实际上是“人文科学”的代名词。不用“人文科学”这一概念而使用“哲学”实际上完全背离了中国学术界自身的现代传统，完全受到了苏联的影响。一个完全依照学术逻辑的学科分类的表述方式一般是“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而不是“哲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这种“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三大学科分类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