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是一名乡镇烟叶站的退休职工，今年67岁，有三儿两女。我是家里的“小幺儿”，哥哥姐姐都已成家，因忙于工作常年在外，于是我就成了陪伴父亲最多的人。或许是由于年纪大了的缘故，父亲越发清晰地记得很多年轻时候的事儿。每当我坐在他身旁，他便会不由自主地，谈起那些遥远的往事。

　　往事如“烟”

　　时光若白驹过隙，四十年前，父亲还是一个未到而立之年的青年小伙儿，当时在梭山镇的供销社工作。1978年改革开放后，国家开始全面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梭山镇的农民们分到土地后，各家各户都开始大面积种植烤烟。适逢国家鼓励个体户发展的重要时期，父亲被梭山镇烟叶站招揽入工，从此与烟结缘。

　　父亲在烟叶站收购烤烟，整日与烟相伴，烟瘾自然也大，母亲常调侃父亲是个“老烟鬼”。说起烟，父亲总是津津乐道，言语中俨然成了一个行家。“三十年前，最好的宝石烟五毛钱一包，一个月20元的工资全寄给你妈家用了，哪还有钱买烟吸，吸的是纯天然的‘旱烟’；二十年前，我开始吸两块五一包的画苑烟，那时候流行一个说法：吸一支画苑烟，神气一整天；十年前，五块钱一包的龙泉烟我倒是从不离手了。”父亲经常这样说。在烟叶站走过了四十多个春秋，父亲对烟有着一种特别的情愫，随着经济条件的改善，烟价越来越贵，父亲吸的烟也越来越多。如今，父亲退休十年，迫于身体缘故，他不再吸烟，可他总说：“现在的烟多种多样，品质越来越好，可我却再也吸不出前些年的味道了。”

　　一碗猪油

　　“现在的光景儿真是好啊，以前做梦都没想到，我能过上今天这样的好日子。”这是父亲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

　　改革开放初期，家里兄弟姐妹多，生活依然拮据，我们天天盼着过新年。父亲常年在外务工，往往是过年前几天才摸黑到家。我的家乡水磨镇海拔较高，是高寒山区。二月里，大雪封山，山路陡峭狭窄，鹅毛大雪没过膝盖，掩盖了路径，只能一边走一边“打道”。父亲一手扛着年货，一手扯着树枝，一脚稳住重心，一脚把雪推开，在山路上使劲儿踏出一个个“泥窝”，后面的人踩着“泥窝”跟着走，一天的时间基本都在赶路。

　　大年三十这天，母亲一大早就把父亲从集市上买来的猪肉剁成肉馅儿，中午时分，便围坐一团包饺子。吃年夜饭之前，父亲总会先喝一碗温热的猪油下肚，这似乎成了他过年时候的习惯。喝完以后，他会乐呵着说：“一年没进油水了，先喝碗油润润肠道。”转眼间，四十年过去了，我的家乡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那一条条狭窄陡峭的山路变成了宽阔的柏油马路，我们也不再为了吃一顿猪肉而发愁，可父亲的话却时常萦绕在我的耳边。每逢过年时节，窗外白雪皑皑，父亲总会感慨万千。我心想，他大概又忆起了前些年在大雪里“打道”回家过年时的情景，看着丰盛的年夜饭，父亲还是会打趣地说：“山珍海味，不抵一碗猪油的香味。”

　　爷爷的“怪病”

　　198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让农民获得了农业生产自主权，农民自己可以种粮卖粮，温饱问题基本得以解决。可正是到了可以“吃饱肚子”的这一年，爷爷却因病去世了。改革开放前，爷爷为了多挣公分，经常下地干重活，身材高大的他每天只吃一碗野菜糠糊糊，要么就是一碗“面面饭”，经常吃不饱饭。

　　1986年的冬天，爷爷病倒了，吃什么吐什么，连喝水都会大吐不止。父亲请来村里唯一的“赤脚医生”给爷爷看病，医生说爷爷是吃错了东西，还有人说爷爷是冲撞了神灵，得了怪病，要“喝鸭血”来驱邪。父亲不信邪，用马拉的平板车把爷爷送到了昭通市医院，医院诊断出的结论是：爷爷已经是食道癌晚期了。父亲说：“当时的医疗水平差，‘食道癌’这种病我还是头一次听说，你爷爷吐了四个月，饿了四个月，都瘦成个皮包骨了，最后就像是被活活饿死的一样。”爷爷饱受病痛的折磨，去世的时候才59岁，还没来得及过上一天好日子，就与我们分别了。爷爷离世的时候，父亲的眼里饱含了无奈和伤感，连续好几日没有说话。现在，父亲不止一次地对我说：“生活在那个艰苦的年代，平时吃肉都舍不得，更不敢生病，即使生了病也只能是小病忍，大病挨，重病才往医院抬，如果你爷爷能赶上现在的医疗条件，最起码不会走得那么痛苦。”

　　四十年，中国人民生活水平实现了从贫穷到温饱，再到整体小康的跨越式发展；四十年，父亲从青年步入了老年，满头的青丝变成了稀疏的白发。父亲真的老了。六月初九，是父亲67岁的生日，我们买来蛋糕为父亲庆生，看着星星点点闪烁的烛光，父亲眨巴着眼睛，笑得像个天真的孩童。

　　云南省昭通市鲁甸县梭山镇查拉村大学生村官 戴昌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