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周刊》：就让这种情况放任自流吗？你认为现在如果要在中国建立一个有效应对学术剽窃行为的制度，应该从哪些方面着手？

　　丁学良：不是放任自流啊！你得要允许像我刚才讲话的这种声音，以及同这种声音相关的那些声音，以及同这些相关的声音相关的行动(出现)，要有一种自下而上的压力，否则是不可能的。

　　在任何一个社会里面，一个好的制度慢慢地发展起来，都大部分是靠这种自下而上的压力。

　　《新民周刊》：你提到的“这种自下而上的压力”，具体指的是什么？

　　丁学良：比如说，中国的法律要允许人家上法庭打官司，这些发现剽窃的人要能够找到律师去控告剽窃者，如果中国的法庭、中国的律师都不能处理这些问题，怎么办？就像农村的土地被非法征用、非法转让以后，你如果说不让农民去找律师根据法律去打官司的话，你怎么能制止对土地使用权的这种盗窃行为？你也做不到这一点。

　　一个社会建立一个制度，你要方方面面、上上下下，而且要每人每事地(努力)，慢慢这个制度才能建立起来。你没有这些东西，那这种剽窃行为就年复一年地(发生)，不但越来越厉害，而且暴露出来的层次越来越高。

　　“示范效应”

　　《新民周刊》：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是，现在人们的是非心似乎也趋于淡漠。